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圣凯瑟琳学院驻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和皇家亚洲研究学会院士，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方德万早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修读汉学，于哈佛大学取得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后于剑桥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军事史、1850—1950年中国的国际化、中国海关史等。

本文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方德万教授所做的访谈。目前为止，艾伦·麦克法兰对286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受访者进行了口述访谈，尤为关注家族历史和教育背景。方德万在这一访谈中也详细回顾了早年经历。澎湃新闻经访谈者与被访谈者授权，首次刊布中文版本。

访谈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黄凯悦翻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校注。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家族历史与二战记忆

我于1958年出生在荷兰海牙（Hague）。我们家族有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家谱，但我并不太关注此事。在我现有记忆里，我的祖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外祖父，我从未见过他，原因很简单——他在二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获，随后成为苦力，并在柏林保卫战的最后日子里死于柏林附近。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他对他的后代而言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遗体并未被找到，几年前我们和堂表兄弟姐妹、侄子们以及我的一些孩子一起重溯他的足迹，因此这段历史仍持续萦绕着。围绕二战的记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并为他所生活的地区——鹿特丹（Rotterdam）隔壁的斯希丹（Schiedam）感到自豪。他曾受训成为一名服务于荷兰商船队的水手，但当他准备为一艘船掌舵时，商船队局发现他是色盲，这在海上夜间航行时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无法辨识绿、红色，于是便把他辞退了。他来自一个新教家庭，却与一位天主教徒结婚，并改宗为天主教，而当时的鹿特丹是一个新教气息非常浓厚的社区。他成了镇上的名流之一并享受生活，在船艇上消磨时光，前往伦敦购买古董，因为它们在当时伦敦非常便宜，我们至今仍留有他当时购买的古董家具。他的家庭经营着葡萄酒、啤酒和杜松子酒的生意，尤其是杜松子酒，这是贫穷鹿特丹工人阶级的主要饮品，也为家庭带来了不少收入。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7年或1928年，他的人生受二战影响极大。当他还是荷兰的一名青少年时，便不得不逃亡。德国人占领了荷兰，并召集年轻男子参加纳粹军队，为逃避此事，他们在乡下躲藏。1945年，他大概18岁左右，决心要成为一名英雄。他前往印度尼西亚，在那里打了四年仗，和那些同样认为自己应该在对抗荷兰的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中的英雄青年作战。有趣的是，荷兰帝国的一切都被抹去，被荷兰人所遗忘，这实在是令人羞愧。与我父亲相反的是，我的外祖父是二战时期荷兰抵抗德国地下运动工作者，参与帮助飞行员等之类的工作，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太了解，但有一份证明我外祖父是战争英雄的证书。当然，我的父亲恰恰相反，因为他去印度尼西亚时，觉得为荷兰战斗是件好事情，回来时才知道为荷兰战斗实际是坏事情，因为他认为在印度尼西亚抵抗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是不对的，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即使多年后仍绝口不提此事。

他为天主教会工作，因此天主教背景是我个人背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的母亲在年少时得过小儿麻痹症，卧床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正是这段经历，加上她在极为脆弱的年纪失去父亲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四分五裂，还有1944-45年的“饥饿冬天”期间的严重饥荒，这塑造了她的人生。（按：纳粹德国在此时封锁对荷兰的食物供应，在此期间约有两万荷兰人饿死。）我认为他们的婚姻受到1961年或1962年我弟弟溺水逝世的深刻影响。他当时差不多两岁，走进了一个沟渠。我想很少有夫妻可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们最终婚姻破裂。我的父亲上过大学，但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当时在荷兰只有一所大学可以就读。这在当时是一个问题，但后来就不是了。随后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荷兰天主教会工作。我父亲没有攻读更高的学位，但他热爱学习并广泛地阅读。他对历史极其感兴趣，这确实影响了我。他还对欧洲之外的世界有着真正的兴趣，他的印度尼西亚经历无疑是好奇心的来源之一。关于我的母亲，她的某些固执遗传给我，我对这固执的性格通常心存感激，但有时不然。她讲述的其战前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成长经历，里面充满了乡村的冒险经历和乐趣，徒步旅行，动手制作等等，我认为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我们拥有一艘小帆船，我认为这在我的生活里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我母亲的成长历程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回响，影响至今犹存。

我有一个哥哥，他没有上过中学，但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兄长，非常支持我，并在他的人生中达成了很多展现其美好品格的成就。他独自生活，有一个在一起长达三十五年的未婚妻。他对我的孩子非常好，爱找乐子。他很清楚自己的局限，但从不向我求助，而是请教我的姐妹。这种方式非常奏效，姐姐将大家的关系维系的很好，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和谐我由衷地以他为荣，我认为他深知我有多么以他为荣。我还有两个姐妹，一个现在五十多岁了，住在荷兰，已婚，并有两个女儿。她经历了很多艰难时刻。但现在已经安顿下来，生活幸福而充实，经营着各类公民社会事务。而我的另一个姐妹在31岁时不幸自杀身亡。我最早的记忆是我弟弟的去世。我没有目睹此事，但我知道发生的地点。场面极度混乱，救护车来了，大家试图安慰彼此，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第一记忆。我们从海牙附近搬到了哈勒姆附近。哈勒姆毗邻阿姆斯特丹，在流经该省并连接阿姆斯特丹与海洋的北海运河上方。

当时荷兰社会有“柱状化”（Pillorisation）政策[1]，我上了天主教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参加了天主教的俱乐部，读天主教教的报纸等等；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天主教人民不多，天主教是当地少数的时代。我在上大学之前一直是在天主教教育体系，我们有几位我很喜欢的老师，其中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是我小学五年级的一位老师。他非常喜欢历史且擅长讲故事。我前几天还在想这件事。另一件我记得的小学时期的事情是，我们阅读了所有这些天主教圣徒记。我认为它们很棒，讲述了各种奇妙的事情，我读得津津有味。我为错过这些的新教徒感到些许遗憾，因为新教没有圣徒。

我在中学时学过拉丁语，当时有一位非常棒的老师，一位年长的女性，她极力鼓励学生，帮助我才智增长很多，但她也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不应继续学习拉丁语。尽管如此，她帮助我继续前进，我变得更加数理化而非语言化。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一位英语老师，我在中学的最后三年时光都由其教导。那时我在一个寄宿学校，从15岁到18岁。那所学校非常棒，因为我们可以跟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往。他很棒，特立独行，才智卓绝，我猜测他环游过世界。他从不按教材教学，我们通过听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曲，阅读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著作之类的方式学习英语。这些是你在1970年代想要变酷时会阅读的东西。他带我们去阿姆斯特丹的英语剧院。我们一起去徒步旅行。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学生非常尽职尽责。而这也是我们在剑桥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件很棒的事。他们带我们去巴黎旅行，并同我们一起闲逛。那真的非常棒。那是一所单性别寄宿学校，但当时正开始招收女学生，不过女生不能寄宿。我在校时只有两到三个女孩。这是一所非常提倡心智自由开放的学校，由荷兰国家资助，但不受其管控。该校由两个主教区管理，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很好。我们阅读了各式各样的文学著作，参与各种音乐和戏剧活动，晚上可以在校园里自由行动，棒极了。

我不是很擅长运动。我周末在家乡会打曲棍球，但在学校不打。有段时间我打得还不错，后来就不太行了，不过我结识了很多同俱乐部的朋友。其中一些人我从五岁起便认识，有些人我至今仍定期见面，我们会一起出海，所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其他运动方面，我会驾驶帆船，并成了一名帆船教练，主要是小型帆船，在当时仍无法出海。那种运动不太讲求体能，但也算是一种体育活动吧。我没有其他爱好，除了偶尔下下国际象棋。我没有收藏品。我曾经吹过一段时间的长笛，但那只是我们想要彰显中产阶层的象征。因此，为了展现你的地位，你应该打曲棍球、学音乐诸如此类。我从来没有真正投入其中，觉得这很矫揉造作。我对听音乐很感兴趣，并像所有年轻人那样收集唱片。我现在依然听音乐，且涉猎广泛，从古典音乐，这是从我妻子那里接触到的，到非常爵士的音乐——嘻哈对我来说有点过了。我的儿子们也影响了我的音乐，因为我也听他们在听的东西。但我不在工作的时候听音乐。

在天主教中，坚信礼非常重要。在我们那里，这通常是小学最后一年进行的。我的其中一个焦虑——这是新教徒所不必经历的——便是必须去做忏悔，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但当时的荷兰天主教会——我的父亲也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很开明，他们认为让12岁的孩子去忏悔绝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不必经历此例行公事。随后不久，在1970年代荷兰开始推行去柱状化政策（Depillorisation），这让打破荷兰不同宗教群体界限的浪潮迅速席卷而来，我也随波逐流。我在14、15岁时便不再去教堂。现在我也不去教堂，不读圣经（反正天主教徒本来就不用这么做），我不再对精神和性灵世界感兴趣。当然，我承认宗教的重要性。我喜欢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方式，那种方式更加生动、有趣和丰富多彩，中国的宗教模式是很活泼，而且没有宗教领导说你务必想这个做那个， 比西方宗教模式自由一点。所以我是一个热心的观察者，但不是参与者。

我在学校时很有政治意识。我确实为校报写稿，也做过政治评论，这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当时写的东西太过幼稚。此外，我们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历史教师，而那时的荷兰历史教科书——那是欧盟成立初期——完全是亲欧的。我很咄咄逼人和桀骜不驯，说这只是政治宣传。老师问我：如果你要批评欧盟，你会批评什么？我认为它只是为了商业和企业，工人怎么办呢？我认为科尔宾（Jeremy Corbyn）（译按：前工党党魁2016-2020）在那时就被欧盟成立初期的讨论深深影响，他始终对欧盟抱持怀疑的态度，这也影响他领导工党时支持脱欧。在那之后，教科书被抛弃，公众开始谈论此事。但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争议，不过，教科书所提供的关于过去及未来的一个版本，仍值得深思。

 “成为一名汉学家无疑证明你非常聪明”

上大学时，我研读汉学和中国文化。我选择这个专业与中国毫无关系。我经常被问为什么选择做这个，但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荷兰的系统是这样的：如果你从某一特定类型的中学毕业，便可以选择任何你想上的课程，前提是你完成了预备课程。因此，我不可以从事医学因为我没有学习化学，但我可以钻研数学、神学、历史和英语。我曾一度考虑过学习英语，因为我确实很擅长而且很喜欢阅读英语文学。但最终我决定在阿拉伯语、俄语和汉语中进行选择，原因有两个：我的父亲敦促我研究一些更全球化的语言，而不仅仅是一门欧洲语言，他希望我学习阿拉伯语，这也是我不选择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欧洲年轻人至少要与父亲画出界限。但我也考虑过这一点：中东局势混乱，我无法预见在我有生之年会发生什么变化，鉴于某些原因俄罗斯也显得相当黑暗，我不喜欢苏联那套，而中国在当时是一张白纸。这是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

另一个原因则是，成为一名汉学家无疑证明你非常聪明，对我而言，证明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对美国及这里的许多汉学家而言同样重要。该专业的课程包括现代语言入门。这门课采用现代教学方式，还涉及一些文化和历史，实际上是一门非常棒的课程。除去现代语言，我们收到的汉学教育，其目标就如同在晚清士人准备参加中国科举制度。为此，我们阅读经典典籍、诗词，我们现在仍然这样做。虽然科举制度被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批评，但是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在指剑桥继续这样做。我们的学生也在读着同样的东西。其中有很多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但话说回来，这是一群很棒的学生，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另外还有非常棒的老师。许理和（Erik Zuercher）是一位杰出的佛教专家，性格略显疏离。但他在我入学第二年时建议我阅读《高僧传》。这是一本六世纪古文选集，他让我去图书馆深入钻研一下。我们必须学习成千上万个汉字，真是永无止境。另一位老师则是伊维德（Wilt Idema），了不起的人，伟大的翻译家，后来在哈佛任教。他在荷兰获得了伊拉斯谟奖（the Erasmus prize），把许多中文文本翻译成英文和荷兰语，并将这些作品介绍到了欧美，他对中国文学了如指掌。他会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读那些东西。他和文言文之间有种自然而然的彼此呼应，而他只是通过将那个世界真正重要的事实与有趣的故事并列呈现的方式，引介它。

那时我没有时间参加学生政治或其他活动，荷兰的学生社团与美国的差不多，据我所知，当时学生俱乐部内部纪律很强，态度一般极右，但是有一些也极左，但是往往是一些令人讨厌的群体，有点轻微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我是拒绝参加此类活动的“虚无主义者”中的一员，不过，我们确实有一班令人讨厌的朋友，他们相信只要我们独自阅读，世界便会回到正轨。我的任务是阅读海涅（Heinrich Heine），其他人则是阅读一些日本文本，然后我们会聚在一起讨论，这非常有趣。在第三学年末，部分小组成员去中国学习了一年，他们是第一批这么做的。我没有去，我选择去美国一年，也成为我的gap year。我的一位现代汉语老师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并建议我去那里待一年。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女历史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我没有参加任何课程或其他类似的事情，但是她每周五下午都与我会面，讨论各种专著。她是一位明代历史学家，她让我选择自己真正想阅读的书，然后写一篇报告，接着我们会讨论一个小时。我爱上了美国，并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喜欢以更广阔的视角思考历史、文学及文化、辩论、争论、旅行。我申请了几所大学，最终在她的推荐下去了哈佛。对我来说，学习中国学就是：你迈出一步，然后下一步就会到来。你需要前往中国并在那度过一段好时光，档案开放等等。

在美国研究现代中国

我在1980年进入哈佛大学。当时费正清（John Fairbank）还在，但不再授课。我的导师是孔复礼（Philip Kuhn），他智力超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美国的系统非常不同，你需要完成大量的课程作业。你必须独自阅读所有的材料，最终才被允许攻读博士学位。整个过程需要7至8年时间，期间会教点课，然后在中国待一年。因此，我在1983年去台湾地区待了一年，但是对博士论文而言，这段时间完全是浪费，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台湾仍在戒严，中国国民党的档案都没有开放，更不用说关于共产党的了。不过，我在驻访的“中研院”结识了很多人，也读了不少书。事实上，这段时间并没有产出成果。1986年我前往中国大陆。此时我对自己的课题已经有了很好的构想，但资料仍然是一个问题。不过，1980年代的中国，有些时刻很紧绷，其他时候却很开放，这里充满了巨大的活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望，生机勃勃。我当时在北京大学，已经在看很多美国或欧洲人没有见过的材料。但我仍会跟其他研究生聊天，并以这种方式建立联系。

我搜集到一批论文所需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包括所有内部决议，所有报告，许多信件和回忆录。这些材料当然不完整，而且这批档案也尚未开放，但其中仍有大量材料是其他人没有看过的，这使我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撰写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头七年。当时我决定把它们交给费正清研究中心，交给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的图书管理员南希（Nancy Hearst）。幸运的是，我的同届研究生同学和其他前往中国的人，都带回了材料并交给了费正清研究中心。所以那里拥有大量的资料，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佳档案馆。马若德（Rod MacFarquhar）便是一个例子，他曾使用过类似的资料。我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便是，当我还是非常年轻的研究生，试图写一篇论文，遇到了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2]。我们一起深入阅读了一些文件，他对毛泽东思想很感兴趣，并出版许多著作。他引用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并说这出自1935年。我反驳道：“不，是1927年，这是证据。” 施拉姆当时很有名，我只是一个年轻研究生。施拉姆看了我找到的史料后，改了他的说法，这让我觉得在研究中共党史我将有所贡献，这无疑增加了我的自信。

我在博士论文的出版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改成书后，书名为《从朋友到同志》（From Friend to Comrade）。但它尚未被翻译为中文。我的博士论文的口委是史华慈（Ben Schwartz）和导师孔复礼，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阅读了。史华慈相当睿智，博览众书。他的评论很犀利：这是一篇不错的论文，但我需要去沙滩上思考一会儿，他当时的意思时你收集资料这方面很用功，有价值，但是你想的不够。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我笑起来，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那之后我前往伯克利大学，那里很棒。我跟出版商洽谈，博士论文很快在两三年后出版。我只在伯克利待了四到五个月，中途我申请了剑桥大学的讲师（译案：英国的助理教授）席位。在中国研究方面，当时的伯克利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个领域的重要学者都不在那儿。那里只有一些日本学研究者，但没有中国学学者。1988年2月我们搬到剑桥。我在哈佛大学遇见了我的妻子，当时哈佛的中国学研究在三楼，中东研究则在五楼，中间有一部电梯。我们是在我去台湾地区前结婚的，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去，而她也想要一起去。那时我们一个24岁，一个25岁。我们的邻居高度称赞，他们都不相信这么年轻的美国人已经结婚了。

那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是我的岳父，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校长，被真主党刺杀[3]。这也是我在台湾没有成果的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是灾难性的，非常艰难。同她的父亲一样，我的妻子也出生在贝鲁特，因此与中东有着深厚的联系。她曾在开罗美国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们遇见了许多有着类似联系的人，这一直是我们生活中非常有趣的部分，但也证实了我的猜想，即待在中国远比待在中东好得多。她在欧柏林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这是她文科学士学位的一部分。她热爱音乐，而欧柏林恰以此闻名。随后她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我认为对她而言来到指剑桥很不容易。我当时谋得了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 College）的汉学讲师职位。这在当时很罕见，考虑到我们专业的学生数量，剑桥的学院不太想录用亚洲和中东研究部（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的老师。当时圣凯瑟琳学院的院长巴里·斯普尔（Barry Supple）是哈佛中国学研究大家谷梅（Merle Goldman）的好朋友。因此，当我还在伯克利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句话是“你想不想在剑桥市中心有一个停车位？”我说当然，这样我就进入了圣凯瑟琳学院。

“剑桥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冲击”

我来自荷兰，随后去了美国，而剑桥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冲击。此时我们尚未从我岳父死亡的创伤中完全走出。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当时我们才二十来岁接近三十岁，而绝大多数同事都比我们年长。这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错误时间，他们忙于照顾孩子和发展事业，因此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教学体系也非常不同。课堂以及围绕这一场域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是僵化的。但因为有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这样理解我的人，这对我帮助很大。克里斯非常温和，也许不那么直言不讳，但我认为他非常善于观察人，且相当敏锐。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印度的经历，所以他能理解生活可以是多么不同，以及对于外来者而言，英国生活又是多么古怪。他定期与我闲聊、沟通，并给予我鼓励。

在那时，哪怕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东方学研究都是高度语言学化的，但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因为在亚洲和中东研究院，同仁大多重视语言学习与古代经典，但是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近代史学家。中东研究和阿拉伯语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印度研究中，梵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认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挣扎，并鼓励我走自己的路，而这也更符合他的路子。我认为真正的转变是在我们有了孩子之后，通过游乐场，生活迅速向前推进。首先，这改变了我们对于生活和享乐的看法。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村庄，一旦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并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会发现那在很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场域。我们最初住在福克斯顿（Foxton），然后是梅尔德雷斯（Meldreth），现在我们仍然住在那里，非常宜居。现在每当有人问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我已经老到可以说“比你住得更久”了。

我很快就开始欣赏教学和指导制度。我喜欢与学生之间非常私人化、个性化的关系（译按：比起美国的博士制度，英国式的导师制仍保持着师徒制）。与我的一些同事不同，我真的很享受教学，且愈发如此。如果你问我最想保留什么，那么我认为教学将是第一位的。我有一个类似小型会议室的房间，我跟我的学生围坐在一起聊天。这些学生都很聪明。他们可能并不总是准备得如你所愿，他们常常不这样，但他们非常聪明和迷人。我认为剑桥在这方面是绝妙的。我喜欢所有类型的教学，从本科到博士课程，以及讲课，虽然那是一种表演，但没关系，还有我非常喜欢的小组教学和研讨会。我最喜欢的研讨会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因为我们有本科四年级的本科学生、研究型硕士（MPhil）和博士，很多是英国学生，但也有一些中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个话题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一些来自美国以及来自军队的学生也会参与进来——都是很小的团体，不会超过十个人，这绝对是我们乐见其成的场景。

在管理方面，中东和亚洲研究院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正担任亚洲和中东研究部部长。人们评论说当走进大楼就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我不喜欢那样，那是一个可怕的时期。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官僚主义让我感到荒谬——由各类法律和规定驱动的各种表格填写以及这项那项的调查。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这些东西正在侵占生活，这不好，我不想这样。作为弱者的抵抗，我拒绝填写TAS（time allocation survey，时间分配调查）。每年都会有所反馈，电脑已经设置好程序，并让系主任督促我填写。我一直拒绝，系主任也只好接受。

“中国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抹去了”

我对中国的兴趣一直关注在于暴力、战争的整体主题，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主导过去两世纪中国历史的事实。希望现在它已经从系统中暂时消失了。我发现这在学术上很有趣，因为人们在写中国共产党革命时，仿佛当时并没有任何暴力发生。我认为这是思考这一问题最为奇怪的方式。当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中国都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抹去了。我在中国与人交谈时发现暴力显然存在，并留下了许多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这也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以跟我所处的这一代人交谈，不一定是年轻一代，以一种我认为在美国或英国长大的人可能做不到的方式。荷兰遭受了占领、协力、饥荒等一系列麻烦——我们可以分享故事，所以显然是出自这个原因。这是一个我试图逃避却又总被拉回去的话题。

我写的有关这个主题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该书的主要学术观点是：美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完全被史迪威的叙述所误导，并认为史迪威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中国无力也不愿与日本作战。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当我第一次在美国谈论这个问题时，人们非常生气，因为我在贬低他们的一个英雄。因此，该观点在美国被接受用了些时间，但现在已经被接受了。而在中国学领域，我使用中国档案，真实严肃的档案，并且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当时历史系有很多很棒的军事历史学家。这非常有帮助，我已经在几本编辑论文集中写了一些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最近的则是《战火中国》（China at War），它挑战并尝试将内战、革命及抗战包括抗美援朝纳入一个叙事框架之中，部分是为了告诉中国人，这不仅仅与日本相关……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而你们需要理解。这是论点之一，但该论点的另一面则是尝试去盎格鲁中心化视角，即丘吉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并阐明人们基于不同的原因参加二战。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都是为了摆脱欧洲人的统治。因此，丘吉尔的观点必须被推翻。我的观点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超在英文学界的影响力。我写这个的原因之一是关于英国脱欧的争论，这很明显因为支持脱欧的人经常引用丘吉尔的看法，这都从二战的角度看目前的世界，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二战的看法不太正确，因为在欧美学界，尤其是美国与英国，二战影响英国人与美国人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忽略亚洲的二战的内涵，不仅只是抵抗日本帝国的侵略，同时也包涵了驱逐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

为此，我正朝着撰写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而努力，它将涵盖不同地区的不同愿景，包括中东。接下来的书籍中，有一本可能会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学家如何重塑过去，进而塑造未来，涉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德国、美国、日本进行观察。我已经对中国部分做了一些研究，那非常有趣。这不仅涉及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还关乎更深层次的问题——文明及其在那个时代所象征的意涵。这可能是重新唤起对汤因比（Arnold Toynbee）兴趣，汤恩比的历史述事是以文明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他分析三十年代的问题很精准：领导阶级无能、社会内部矛盾极化、外部挑战等因素，激发了各文明存续的根本性质挑战。所以由军事角度切入全球史的研究会继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需要阐发的。

……

“中国最著名的英国人——不是丘吉尔，而是赫德”

我很幸运地发现了南京所藏的中国海关档案，我经常与档案学家讨论，总能在中国幸运地发现一些东西。这些档案并没有被刻意隐藏，但要等到1980年代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学家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材料的契机才被发现。〔译按：1999年〕当时我正在研究军事史，并与一些档案学家成为朋友。随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一栋大楼，里面大约有一半的馆藏材料是关于中国海关的，且都是英文材料，问我是否想要帮忙。我说既然是英文的，我不感兴趣，但我还是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些材料非常有趣，但需要进行编目，最终我组织了一个项目来完成这项工作。你首先需要把每个文件从架子上取下来。这是一份非常简单的档案，但我们恢复了原始海关索引和目录，以便我们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检索工具进行查阅，这非常有效。

我写《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的一个原因是对全球化的关注。我对于全球化的整个历程非常感兴趣，但海关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组织。 它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英国的，而是隶属于中国政府，先是清政府，然后进入民国时期，也属于民国时期的各政府。中国政府有时权力大有时不大，但是并不能说是毫无权力的。高层主要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主导，所以你会遇见一些很有趣的英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美国人、荷兰人和日本人。当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时，中国海关的代理总税务司是日本人〔译按：岸本广吉〕，他利用他的地位尽量保护海关系统，不一定全面帮助日本军队。因此，你会听到各种各样不符合我们习惯叙事的故事，赫德（Robert Hart）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于英国在华所作所为极度失望。例如，他目睹了对广州的占领。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4]，想要在中国行善。他相信以一套普遍认可的规则为基础开辟一个贸易据点是最好的实现方式，自那以后海关便迅速发展壮大。当然，赫德来自爱尔兰[5]，我认为中国人在理解这些影响前，需要获悉这一点。对赫德而言，土豆大饥荒〔译按：Irish Potato Famine〕是活生生的记忆[6]。他想要成为大不列颠精英的一部分，不过，与很多有此背景的人一样，他们通过各种帝国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内心始终牢记自己的爱尔兰背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的邮筒和邮局是绿色而不是红色的，这是因为赫德选择了绿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是如此，但在香港则不同；我认为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我认为赫德是理智的典范。他深入学习了中文。他先去了宁波，他非常擅长学习语言，他的中文教师向他传授了科举考试的知识，因此，他有能力在接近同等的知识基础上与中国精英进行平等的对话。他对中国知识、中国生活方式、中国食物、中国服饰保有真正的尊重。我们现在知道，他有几个中国孩子，但他也是一个管理服务于巨大帝国的复杂官僚机构的能手，既运用我们所理解的韦伯式官僚手段，也会在其认为更适宜和优越时采用传统的中国方式。在我看来，他帮助中国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维持统一，他引导中国度过了义和团运动……但在1911年革命前逝世。他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模范机构，在那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时几乎一切事务都停止运转，但赫德此时还做出贡献，为中国家提供它最需要的资金。其他替代方案将是可怕的。他常说，“只要我们有用，我们便会安然无恙。只要我们牢记服务的对象首先是那些支付我们薪水的中国人。”因此我真的认为，他为在华如何与中国展开交流树立了榜样，而这至今仍然有效。他目前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当你前往中国并通过海关时，他建立的海关仍在那里。当然，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一点，中学教科书里也有他的身影，他是最著名的英国人——不是丘吉尔，而是赫德。

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尝试做一件非常困难且此前从未成功的事情，那就是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荷兰做得不太好，英国也是，俄罗斯做得很糟糕，美国也不行，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至少还有那段历史，我们知道北京的精英都熟知这段历史。他们将日本和德国视作反面例子，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会有一些短期问题，之后则是长期问题，都是非常难解决的治理问题。还有安全问题，中国需要海军，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需要能够前往某个地方，而我们知道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或者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老牌大国未处理好新兴大国的海军野心而造成的。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

[1]一个社会按照宗教或意识形态被垂直分为若干柱状集团的现象。在一个柱形化的社会中，相同的水平阶级划分方式会同时存在于各个阶级中，导致生活在同一个意识形态圈中的人们会产生自己的柱状生活集团，出现集团内成员与集团外成员少有接触的情况。这种水平的划分方式可能是源自于宗教、语言、种族或政治立场。在一个柱状化的社会中，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群却有可能过者于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每个族群可能拥有自己的报纸、电视、政党、工会、学校、医院、体育俱乐部。最知名的案例就是荷兰和比利时，但是在其他的欧陆国家也不时出现。

[2]斯图尔特·施拉姆（1924-2012）是国际公认的毛泽东研究权威专家和翻译家。他早年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曼哈顿计划”，后转向毛泽东研究，提出毛泽东思想中“党、群众、军队”三要素及六阶段历史分期理论。其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和《毛泽东》（1966年）被西方学界视为里程碑式成果。晚年他专注于毛泽东文献的翻译工作，主持编纂英文版《毛泽东集》，为跨文化学术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3]方德万的岳父为Malcolm Hooper Kerr，其父母也在贝鲁特美国大陆任教长达四十年，在贝鲁特出生并成长，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这次不幸的事件由其女，也是方德万的太太Susan Kerr van de Ven于2010年出版的One Family's Response to Terrorism中有讨论。

[4]赫德信奉新教中的卫斯理宗（亦称循道宗）。这原本是英国国教的一个支派，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它逐渐从英国国教中独立出来，因此被视为新教派别之一。在教义上，卫斯理宗倾向于强调救赎全人类的使命，并向劳工阶级积极传教；这与卡尔文宗强调“神选之人”的观念形成对比，且卡尔文宗更倾向于向中产阶级传教。

[5]赫德于1835年2月20日生于北爱尔兰乌斯特省（Ulster）阿马郡（Armagh）波塔顿镇（Portadown）。

[6]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1852年间的饥荒。爱尔兰西部和南部灾情最严重，而灾情最严重的的1847年则被称做“黑色47年”。在这场灾难中，约有一百万人饿死，另有超过一百万人被迫移民，使爱尔兰的总人口减少将近四分之一。